全國知識產權宣傳周活動速遞

　　“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1.1萬余人，比1999年增長了56倍之多！”4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2019年檢察機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情況和2019年度檢察機關保護知識產權典型案例。

　　針對不斷激增的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全國檢察機關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充分發揮檢察一體化優勢，在不斷提升知識產權案件辦理質效的同時，依法從嚴批捕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同時，檢察機關在依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探索知識產權保護新模式方面，不斷創新工作機制，以全面提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為保護知識產權提供“檢察方案”和“檢察智慧”。

　　“告知工作”獲好評

　　記者在發布會上了解到，2019年，檢察機關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打擊力度，共批準逮捕涉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4346件7430人，同比分別上漲31.5%、24.3%；提起公訴5433件1.1003萬人，同比分別上漲21.9%、32.2%。“在其中1024件案件中，告知1401名權利人，告知率已達90%以上。”這是六省市檢察機關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開展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權利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工作取得的成效。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委會委員、第四檢察廳廳長鄭新儉介紹，最高人民檢察院自2019年12月起，在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六省市人民檢察院三級檢察機關開展了試點工作，要求檢察機關對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以及涉知識產權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案件，在受理審查起訴之日起10日內，主動向權利人告知其享有的12項訴訟權利和應承擔的5項訴訟義務，使權利人參與刑事訴訟，協助查清案件事實，更好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在辦理銷售假冒飲用水犯罪系列案件中開展審查逮捕公開聽證，邀請被侵權的娃哈哈、農夫山泉、雀巢公司代表參與聽證會并發表意見；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檢察院對兩起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開展審查起訴公開聽證，均邀請權利人到場并發表意見。”鄭新儉介紹，通過告知工作，權利人得以參與認罪認罰、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公開聽證等刑事訴訟活動，能夠更充分主張自身合法權益，使得其在刑事訴訟中的參與度和維權積極性顯著提升，辦案質效也得到提高。

　　“通過告知工作，權利人可及時補充權利證明、經濟損失等證據，對涉案專門性問題發表意見，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鄭新儉說。

　　認罪認罰可從寬

　　“在一年多時間里，被告人陳某某等4人從鄧某某處購入假冒‘星巴克’速溶咖啡，將1.9萬余件假冒產品售出，銷售金額高達720萬余元。”江蘇省無錫市新吳區人民檢察院提前介入引導偵查，破解跨境取證、固定證據、罪名認定等難題，對5名被告人提起公訴，最終，法院判決5名被告人五年至一年九個月不等有期徒刑，并處三百萬元至十萬元不等罰金。目前，該判決已經生效。該案成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典型案例。

　　鄭新儉介紹，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從立法上設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控辯雙方在充分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意見并保障其權益的基礎上，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認罪認罰充分溝通達成一致意見，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簽署具結書，檢察機關提出從寬的量刑建議，由法院予以確認。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理知識產權案件2752件5285人，其中因犯罪情節輕微作出不起訴決定328人。

　　該制度設立一年多以來，對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案件發揮了積極作用。鄭新儉介紹，適用認罪認罰制度，檢察機關會聽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雙方意見并進行充分溝通，被害人的訴求能否實現往往體現在檢察機關量刑建議中，這也促使犯罪嫌疑人積極賠償被害人，爭取其諒解，有效減少甚至化解當事人雙方矛盾。在部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因案件疑難復雜，客觀證據收集有限，直接認定犯罪有一定難度，而此時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對于查證案件細節、起獲犯罪工具、查明贓款贓物去向等有重要價值，可以促使案件順利偵破、起訴和審判，一定程度上節約了司法資源。

　　涉疫犯罪要嚴打

　　涉疫情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呈現哪些特點，全國檢察機關又是如何發揮檢察職能作用的？

　　“犯罪對象集中、罪名集中是該類案件的兩大特點，比如，涉‘問題口罩’案件超過85%，其余案件涉及酒精、消毒液等防護物資，主要涉及5個罪名，分別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和非法經營罪。”鄭新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介紹，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犯罪深度交織是該類型案件的另一大特點，比如同樣是口罩案件，由于口罩種類、涉案金額、犯罪手段等方面不同，可能涉及多個罪名，根據法律和司法解釋關于競合的規定，有的適用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有的適用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等。

　　針對疫情期間的知識產權犯罪情況，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涉疫情防控檢察業務領導小組，印發工作指導文件。同時，制發司法解釋性文件，及時提供辦案依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出臺了《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明確將制假售假等9類犯罪作為打擊重點。

　　此外，最高人民檢察院還注重發揮典型案例指導引領作用。鄭新儉介紹，自2月中旬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連續發布了十批涉疫情防控刑事犯罪典型案例。

　　“今后，全國檢察機關將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不斷提升辦案質效，努力為保護知識產權提供‘檢察方案’和檢察智慧，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貢獻檢察力量。”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負責人表示。（知識產權報　記者　馮飛）